2026年2月27日，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正式宣布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 该国西南部与海地接壤的佩德纳莱斯省，探明了一处规模超过1.5亿吨的稀土矿藏。 初步研究表明，该矿床埋藏浅、品位较高，属于喀斯特型铝土矿伴生稀土，并且涵盖了从镧到镥的全部17种稀土金属。
这些稀土元素是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设备、军事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和风电永磁体的核心原料。 消息公布后，美国迅速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向。 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此前曾公开强调，多米尼加的稀土资源属于其国家主权，美国愿作为“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为美国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战略支点。
然而，一个关键概念需要厘清：多米尼加政府公布的1.5亿吨是“粗矿”或“资源量”，而非工业通用的稀土氧化物储量。 按照行业常规品位0.1%至3%进行测算，这1.5亿吨粗矿对应的稀土氧化物大约在150万到450万吨之间。 这个数字远低于全球已探明的稀土氧化物总储量。
展开剩余78%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球稀土总储量约为9200万吨（以稀土氧化物计）。 其中，中国的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48%。 这意味着，仅中国一国的稀土储量，就接近全球总储量的一半。
在开采和生产端，中国的优势更为明显。 2024年，全球稀土矿产量约为39万吨，其中中国的产量达到27万吨，占全球比重接近70%。 但这只是产业链的起点。 稀土的价值转化核心在于中游的冶炼分离环节，而中国在这一环节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2025年，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占全球近90%。 全球约92%的稀土冶炼分离产品依赖中国供应。 这种垄断地位并非偶然，它建立在一项奠基性的技术突破之上。 1970年代，北京大学化学家徐光宪院士团队首创了“串级萃取理论”。 这项技术使中国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和极低的成本，将混合的稀土矿分离成单一的、高纯度的稀土元素。
凭借这套成熟的技术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能够实现6N级（纯度99.9999%）超高纯度稀土工业化生产的国家。 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大多停留在4N级（纯度99.99%）水平，重稀土的精炼能力几乎为零。 这种技术代差直接体现在成本上，中国的稀土分离成本仅为每公斤4到7美元，而海外企业的成本高达每公斤10到15美元。
技术优势还体现在专利壁垒上。 中国掌握了全球60%以上的稀土技术专利，在2025年全球新增的稀土专利中，中国企业占比高达82%。 自2023年底起，中国已将稀土提取与分离等关键技术列入《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从源头上巩固了技术护城河。
除了技术，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完整、最集聚的稀土产业链。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从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材料加工到终端应用完整闭环的国家。 在开采端，国家通过严格的配额制度进行管控。 2024年，中国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27万吨。
产业集中度极高，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双寡头格局。 北方稀土集团主要掌控轻稀土资源，其拥有的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稀土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83%以上。 中国稀土集团则掌控了全国全部的重稀土开采配额。
这里涉及稀土产业的另一个核心秘密：重稀土的不可替代性。 稀土分为轻稀土和中重稀土。 像镝、铽、钇这样的重稀土元素，对高端军工、精密仪器、高性能永磁电机至关重要。 全球已探明的重稀土资源中，80%以上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广东、福建、广西等省份的离子吸附型矿床中。 这种资源的独占性，是中国稀土战略地位的又一根支柱。
相比之下，多米尼加要将其发现的“纸上财富”转化为实际产能，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该国缺乏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的工业基础与技术积累。 稀土开采涉及复杂的环境治理，放射性废料处理在欧美国家是极高的成本门槛。 即便在美国，重建本土稀土供应链也被评估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的政策管控也在持续强化。 2025年，《稀土开采和稀土冶炼分离总量调控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首次将海外进口精矿的冶炼额度也纳入管控范围，实现了对稀土全产业链的约束。 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集团两家企业合计控制着全国100%的开采配额。
在市场需求端，驱动力量异常强劲。 新能源汽车是稀土永磁材料的最大需求方，每辆电动汽车大约需要2.5公斤钕铁硼磁材。 风电、工业机器人、节能电梯等领域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根据行业分析，2026年全球氧化镨钕（关键稀土产品）可能进入供需短缺状态。
因此，尽管多米尼加的发现为全球稀土供应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选项，并可能吸引国际资本关注，但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它无法绕过中国所构筑的技术高墙、完整产业链和战略资源掌控这三大基石。 全球稀土供应链“中国分离，世界应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因为加勒比海的一座新矿而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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